中国经济已经处于衰退期，将持续多长时间，何时复苏，无人知道。政府很着急，想了很多办法。但有一个办法，政府似乎没有想到。其实，这是政府自己就可以做的，而且，保准能够立竿见影地产生推动经济复苏的良好效果，那就是废除人见人嫌的“城管”。
这两者之间有何关系呢？关系很密切。现在很多专家想当然地给政府出了很多刺激消费的主意。意思好象是，民众很有钱，但不愿花。事实果真如此吗？在中国，大多数中低收入民众的苦恼，恐怕是无钱可花。尤其是在经济衰退中，他们所受冲击最大，比如，几千万农民工失业返乡，立刻就丧失了基本收入。由此，几千万农民家庭的生活就会出现困难。其实在城市，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也会受到影响，收入下降，有人会失业。这个时候，刺激消费的政策毫无意义。
要正确地应对经济衰退，首先要搞清楚衰退的本质。哪怕是凯恩斯爵士也承认，经济衰退的本质是社会的经济活动减少，所以，他所提出的方案是政府通过赤字财政增加公共开支，以刺激经济体系恢复正常的生产、交换。从伦理与政治角度看，赤字财政是有问题的。但推动社会的经济活动增加，却是实现经济复苏的必由之路。为此，就必须废除城管，因为它一直就是社会诸多正常经济活动的障碍。
梁漱溟先生也早就指出过，中国人向来就不习惯过集团生活，因而其集团观念十分薄弱，这包括，缺乏国家意识，所谓“天高皇帝远”说得就是这种心态。中国人从来就不指望政府给自己做什么好事。相反，普通中国人向来相信，自己的命运要靠自己的努力来改变。用经济学的术语说，中国人天生就有企业家精神。这是古代中国出现经济增长、人口繁殖的基本动力。
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增长与社会繁荣，仍然是因为这一动力机制。人们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，不断地突破政府强加的不合理的制度，这个时候的政府也没有继续顽固地坚持僵化而荒唐的制度，放松了某些方面的控制。于是，民众的企业家精神就得以发挥出来。私人企业家的干劲，农民工的勤劳，就是中国奇迹的全部原因。只不过在三十年以前，这些东西无处发挥，过去三十年可以发挥了。
当然，小贩们的不屈不挠，也是中国城市社会的一道景观。九十年代以来，愈发明显。因为，从那时开始，大量国有企业员工下岗，他们一不偷，二不抢，仅仅希望依靠自己的辛苦，换取一口饭吃。还有一些农民进城之后，没有稳定的职业，也加入这城镇小贩的行列。他们的这种选择简直是为国分忧的高尚行为，政府应当感激他们才张君劢。试想，如果他们自己不找食，都会变成政府的社会负担，政府承担得起吗？
然而，城管制度也因此而兴起了。城管的一个主要职能就是在城市里打击所谓的非法的无照摊贩。当然，城管的职能不仅如此。对于获得牌照的正规的商业活动，城管也带来极大困扰。因为，城管可以找出各种各样的借口，进行无休止的检查。而这自然会给从业者带来成本，从而妨碍了正常的经济活动。
如果说，在经济繁荣期，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比较正常，财富财产机制顺畅运转，那么，城管驱赶、打击城市无照小贩，骚扰合法商贩，最多也只不过激起人们道义上的愤怒而已。人们总是同情穷人的，一个社会，总不能挡住穷人用自己的辛劳换饭吃的路子，不论以什么理由。
到了经济衰退期，社会因为城管的所谓执法活动而蒙受的社会损失，就不止于此了。已经有政协委员郑重提出，大学毕业生在没有找到稳定就业岗位之外，不妨自行就业，去做做小贩。立刻就有人提出一个问题：城管答应吗？
人们已经意识到，城管在妨碍经济复苏。可以想象，由于经济衰退，很多人失去稳定的就业岗位，被迫进入不稳定的就业状态，随时都可能为了生活而变成无照商贩。也就是说，在经济衰退期，违法的无照经营商贩的数量将会增加。这是人们解决自己失业问题的小路。从经济角度看，这些无伤大雅、不会伤害任何人的所谓违法活动，其实增加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，也就是说，这类活动有助于经济的复苏。城管如果仍然坚持原来的执法模式，就等于阻碍经济复苏。
进一步说，在经济衰退期，解决失业问题、让失业者有饭吃，乃是社会、政府所要面对的头等重要的问题。如果失业者看到不希望，或者没有饭吃，就会酿成严重的社会、政治问题。而以消灭无照商贩为自己职能的城管，很可能浇灭那些自己找饭吃的失业者的希望。
所以，在经济衰退时期废除城管，正当其时。
